互联网医院在我国作为一种行业新业态发展迅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医疗起步更早的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却没有产生互联网医院这类医疗机构形态。本文探讨互联网医院的前世今生

2022年2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发布《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从医疗机构监管、人员监管、业务监管、质量安全监管、监管责任五个方面列出了细致的规定，引起业界极大关注。这表明，经过一个阶段的发展和探索，国家将对互联网医院也即互联网诊疗的实施机构这一新业态进行更加规范的管理。

互联网医院是“互联网+医疗”衍生的新业态，是远程医疗与传统实体医院的延伸，其以实体医院的医疗资源为基础，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为患者提供一系列从线上到线下、前端到后端的“闭环式”医疗服务，让患者更便捷地获与实体医院同质的医疗服务；同时，从宏观角度优化匹配现有的医疗卫生资源。

互联网医院在我国作为一种行业新业态发展迅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医疗起步更早的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却没有产生互联网医院这类医疗机构形态[1]。

科技发展、卫生资源、医药卫生体制、政府政策和新冠疫情影响这五个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综合推动力所形成的业态变革，或许可解释这一特殊现象。

01｜我国信息技术革命进入“黄金时代”

美国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指出，每次重大技术革命都会形成与其相适应的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其理论的核心在于技术革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内在发展规律。技术革命与相对应的新范式平均50年出现一次，会经历导入期（包括爆发阶段与狂热阶段）和展开期（协同阶段和成熟阶段）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并且每阶段有独特的发展特征[2]。 当今世界已处于第五次技术革命（信息革命）的浪潮之下，信息革命始于1971年于美国爆发，大部分发达国家在经历了1971-1987年爆发阶段与1987-2001年狂热阶段后，现已处于第五次技术革命的协同阶段，处于互联网技术的黄金时代[2]。 互联网于1994年进入我国，28年来我国社会经济以及国民生活方式在互联网的普及下发生了巨大转变。虽然我国新技术—经济范式前两阶段未有明确划分时间，但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来看，显而易见，目前已处于导入期末段，互联网技术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AI）、区块链等新技术协同发展，为传统模式带来了极大冲击，与范式发展规律相符（图1）。

图1：中美第五次技术革命技术-经济范式变迁阶段对比

远程医疗、移动医疗和电子病历是国外互联网医疗发展的主要方向，这与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需求相吻合[3]。相对于传统远程医疗，互联网医院更多融合了多种功能与不同产业链，所涉及服务面更为广泛。自2014年我国首家互联网医院上线运营以来，互联网医院在我国呈现新业态，目前基础设施和技术体系（如智能等穿戴、检测设备等）已逐步完善[4]。截至2022年6月，全国互联网医院已达1700多家。

02｜我国卫生资源相对短缺，且配置不合理的情况在短期内难以显著改善

选取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5]，比较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医师及医疗机构床位数后发现（图2、图3），现阶段我国卫生资源虽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与医疗体系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图2：中国与部分国家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比较（2012-2020年）（注：资料来源于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库）

图3：中国与部分国家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比较（2016-2020年）（注：资料来源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

我国人口基数大，地域、城乡间卫生资源分布不均衡[6]，优质卫生资源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各地区内部卫生资源分布不均现象更为严重[7]。 与国外公立医院相比，我国公立医疗机构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趋利性价值导向凸显[8]，大医院虹吸医疗资源的现状难以得到改善，“倒三角”诊疗困局支撑了卫生资源配置不均的现状。 2019年我国三级医院诊疗人次约为20.57亿，约占全国总诊疗人次数24%，占医院总诊疗人次数54%。全国三级医院仅2749家，约占全国医疗机构总数0.27%，占医院总数8%，即占比极少的三级医院却提供了较大部分的诊疗服务[9]。 医疗资源短缺和配置不合理问题短期内难以通过实现资源的绝对增量来解决。特别是卫生人才资源，我国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十年间仅从2010年的1.80增长到2019年的2.77[9]，医师培养时间长、投入大，为保证培养质量，短期内难以培养大批高端人才。 而互联网医院则可通过技术手段提高现有医疗资源匹配程度和使用效率，连接分散的医疗资源节省就医成本，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通过在线诊疗合理分流大医院的常见病、慢性病患者到基层，弱化大医院虹吸作用，提高基层资源利用率，以缓解资源短缺与配置不合理问题。

03｜我国初级医疗保健体系尚不完善，互联网技术有望撬动医改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