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关互联网医院的政策管理新规可能出台的消息引起市场的诸多关注。如果撇开政策的可能限制不谈，单就以披着互联网医院外衣的远程医疗来看，其自身的发展本身困境重重，并不存在市场大爆发的可能性，政策为其划界在本质上并不影响对这一市场本身的预期。

1、定价困境

目前中国的远程医疗服务有两种定价办法。一种是远程会诊，这并不是新鲜事物，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主要针对偏远地区的疑难杂症、急症和大病。会诊的费用很高，比如说浙大一院远程医疗门诊会诊费280元/次，急诊会诊费1,000元/次，预约会诊费600元/次。安徽同步远程病理会诊300元/次，非同步远程病理会诊280元/次，临床专家会诊600元/小时。

另外一种也是目前政府大力推动的B-B-C端的，收费体系还不明确。比如广东网络医院一开始是不收费的，目前收取的挂号费是10元/次。

这两种远程医疗的服务费用相差非常大，对于前者来说，因为医疗资源的差异，患者对远程服务有迫切的需求，但矛盾之处有两个。首先，这种服务非常昂贵，堪比大城市公立三甲医院VIP门诊费用，越是偏远地区的患者越难接受。同时，目前大部分会诊不纳入医保体系，能够自费承受的患者毕竟是少数。矛盾的是，由于中国的公立医院服务费用本来就被严重低估，因此任何额外的就诊量都可能被定位为更快获得收入的方式，因而才定高价，可B-B端的需求者却无力为此买单。而从美国案例的分析来看，这类B-B端针对大病的会诊必须要支付方报销才能快速发展起来。

而B-B-C端的定价矛盾之处在于价格和线下门诊服务区别不大。中国不同级别医院之间的挂号费费用差距可以忽略不计，网络医院在费用上没有优势。而且用户选择网络医院的原因是希望在线下挂不上三甲号的时候获得另外一种途径。这种办法可能增加三甲的门诊量，但矛盾的是因为用户可以就近拿药（比如药店），医院无法通过处方赚钱，而服务收入又是忽略不计的，因此三甲的动力很小。

中国在B-B和B-B-C两种远程医疗服务的定价出现很大的差异，核心原因是整体医疗服务价格被严重低估。线下服务定价太低，针对常规疾病的B-B-C端的远程医疗在服务价格上没有优势，相反还分流了大医院的药品收入，因此只有门诊量低的医院可能会有动力去做，越是强势的医院动力越弱。同样因为线下服务收费太低，远程会诊才成为另一种类似VIP的高价收入通道，而缺乏医保支持也让这些服务过于小众，不可能大范围覆盖到真正需要的人群。

2、支付困境

远程医疗目前还未纳入医保，其中有技术和成本上的挑战。技术上的困境主要是医保体系各地差异较大，保障范围、报销比例、技术接口都不一样，这给医保支付带来了难度。首先是分成上的，大医院和小医院以何种比例分服务费，有多少比例由当地医保或异地医保支付，分别付给谁，都是技术层面要解决的问题。

同时，各地医保的报销比例差异很大。远程会诊尤其是针对疑难杂症的专科会诊其实并非新事物，这种会诊还带有培训教育的合作目的互联网医院的定义是什么，但各地价格很不一样且并不透明，会诊的必要性、专家的需求、资源的分配，都会影响定价，也会影响到医保到底按照什么比例赔付。目前各地的会诊资源和价格都不一样，由于各地医保覆盖的范围不同，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具体价格和报销比例的测算是很大的挑战。

除此之外，中国的城乡医保差别很大，虽然实现了城镇居民和新农合的并轨，但大部分地区仍然无法做到三保并轨。而且城镇职工在保障和筹资上都与城镇居民、新农合相差较大，要合并统一保障程度困难很大。正因为不同地区的城乡人口有不同的医保，增加了医保结算的技术复杂程度，尤其让远程医疗这样需要跨地区合作的服务难上加难。

最后，医保资金池的财务压力越来越大。即便是保障和筹资能力都较好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也面临当年结余率越来越低，支出增长速度超过收入增长速度的问题，未来将会有较大的资金缺口。医保需要扩充保障的方面还很多，比如门诊大病，康复和护理等，面对劳动力人口萎缩和老龄化，持续紧张的医保资金池要再大范围覆盖远程医疗将会很有压力。

3、技术困境

远程医疗在技术上的挑战主要分为通讯技术和信息共享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