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级诊疗和互联网医疗都是我国医疗健康领域的重点问题。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亚健康问题凸显，居民对医疗卫生的需求日趋多样化。分级诊疗试点工作的评价标准自2015年出台至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遇到了瓶颈期。2018年起，互联网医疗在国家战略规划中的地位逐渐提升，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相继出台各类政策、文件，鼓励和引导医疗互联网化的发展，为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迫使人们历史性地转向线上问诊病并初步养成线上诊疗的习惯。互联网医疗与分级诊疗相结合的模式则依靠强大的效率和便捷性在后疫情时代被继续公众所接受。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从互联网医疗平台的角度出发，在分析分级诊疗制度局限性的基础上，探究传统医院与互联网医疗可能的合作转型方向。当然，作为朝阳产业的互联网医疗也仍在摸索自身的准确定位与发展方向，本文限于篇幅，对此不做讨论。

一、我国分级诊疗制度现状

“分级诊疗”是指根据疾病的轻重缓急及治疗难易程度将医疗机构进行分级，使各级医疗机构各自承担不同疾病的治疗工作，以实现患者“到基层首诊”及在上下级医院间“双向转诊”的合理就医模式。因此，内涵主要体现在“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四个方面：即在分级诊疗模式下，基层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为常见病和多发病患者提供基础性医疗服务，为病情稳定的患者提供康复、护理服务；二级医疗机构主要接收由三级医疗机构转诊的急性病恢复期患者、术后恢复期患者和危重症稳定期患者；三级医疗机构主要负责急危重症和疑难杂症的诊治工作。各级医疗机构的分工协作，在理论上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效率，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

为了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难题、重塑逐级诊疗的就医格局，我国早在2009年就将分级诊疗制度纳入医药卫生改革体系，并逐渐完善顶层设计、实施路径和评价标准。201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0号，下称《指导意见》）正式提出了分级诊疗试点工作的评价标准，以“形成科学有序就医格局”为重点，力求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此后，我国所有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和综合医改试点省份都陆续开展了分级的诊疗试点工作。2019年“两会”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建立并完善分级诊疗模式，优化“互联网＋医疗”模式，切实解决老百姓看病问题，从而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提高老百姓生活幸福感。

分级诊疗制度正式开展五年多，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式、医联体式、慢性病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逐渐开始陷入“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备与患者分流效果欠佳”并存的困境。根据我国2016年卫生计生统计公报的数据，尽管我国医疗卫生机构的总诊疗人次逐年增加，增长率已趋于稳定。2015年至2019年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则反映，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量上已达到了每个街道、乡镇和行政村平均至少1家，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乡镇卫生院全科医生拥有量从已达到了每万名居民2至3名的合格标准；与之相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占总诊疗人次比例从56.36%（2015年）反而下降到51.95%（2019年），远未达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总诊疗量比例65%以上的目标。

红利期和瓶颈期之后，亟需变革期。2020年的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是典型的运动型治理，它给传统医院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提出挑战，也给进入瓶颈期的分级诊疗体制带来了希望。疫情期间，许多医疗机构加大门诊预约力度，配合国家推行上下转诊、医联体建设、综合性医院专家到二级医院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坐诊等举措。这种依托“互联网+医疗”和转诊体系展现出了惊人的工作效率，发挥了医疗卫生机构分工协作机制的优势，稳定了就医秩序，也得到了民众和医院本身的认可，进一步促进了分级诊疗制度的社会化推广工作[8]。因此，考虑到分级诊疗体系仍有不少改进空间，与互联网医疗平台合作、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或许是传统医院一个可行的转型方向。

二、传统医院的主要困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