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者入局

互联网浩浩汤汤成势的时机发端于2013年，那时候，几乎是“人必称颠覆”的时代。之于医疗行业，所颠覆者何？答曰：挂号难、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医疗程序繁琐、医患矛盾严峻。

行业痛点就是市场机遇，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人口老龄化趋势持续，提高医疗卫生水平，弥补供需缺口，成为各界共识。在此期间，除了政策端和医院端的自主性改革之外，技术赋能被看作是解决长期医疗行业痼疾的关键一步，无数创业者和资本涌入这片市场蓝海，形成了挂号、在线问诊、轻问诊、陪诊、送药、护士上门、专病治疗等多个方向的探索。

很快，人们发现互联网不万能、资本不万能，纯在线模式并不被市场认可，2015年前后，微医、好大夫在线、春雨医生、丁香园开始向线下诊所探索。这一时期，最早的一批互联网医院出现，其中最为积极入场的是企业和民营医院。相对于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医院在当时的最突出特征是可以开处方。相关统计显示，2014至2017年，互联网医院数量逐年上升。

也就是在2017年，互联网医院迎来政策监管严年，网络上流传的一份《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指出，此前设置审批的互联网医院、云医院、网络医院等，设置审批的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在办法发布后15日内予以撤销。互联网医院的上半场以刚出生即入寒冬的结果落幕。

第二春，利好政策出台

互联网医院的下半场，在2018年总理指出“互联网+医疗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的基调下由沉寂走向新繁荣。

2018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首次认可了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医院的存在。同年7月，《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明确了互联网医院的管理办法。8月，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宣布可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可以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业内人士指出，互联网医疗相关政策由此形成闭环。

根据新规，明确了互联网医院存在形式：一是实体医疗机构的互联网医院；二是依托实体医疗机构独立设置的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医院具体表现为以实体医院为依托，以在线复诊和常规咨询为主，集问诊、处方、支付及药物配送为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平台。

知情人士指出，新规一度规定互联网医院仅限公立三甲医院开设，正式文件中这一条款已被删除。这就大大释放了互联网医院的存在形式，诊所、一二级公立医院、民间医院都可以开设互联网医院，互联网企业也可灵活选择实体医院的依托形式，这为其获得互联网医院的准入资质开了绿灯，从而促成了企业主导型、大型平台型互联网医院快速发展，公立医院和在公立医院工作的医生可以入驻平台，拓宽了医院接收患者的渠道，也为长期薪酬体系处在瓶颈中的医生群体提供了额外的收入。

新规放松了互联网医院存在形式，但在关键性问题上毫不含糊，在多个环节为医疗安全上了“紧箍咒”。一是根据国际惯例和行业经验，明确首诊不在互联网医院范围内，确保患者安全就诊的同时，也意在贯彻分级诊疗的医改政策。二是要求互联网医院所在地，必须建立省级监管平台，保证准入医院合规合法，诊疗过程全程可追溯医院开通互联网服务的意义，强化医疗信息安全和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线上线下同等监管标准，确保互联网医院在监管规范下有序进行。据统计，截至去年6月份，已有30个省份建立了监管平台，各地互联网医院须根据所在地区的监管政策规范诊疗行为。

有松有紧的政策下医院开通互联网服务的意义，互联网医院由2018年的100多家猛增到2019年的530家。除了实体医院自身，参与建设的还有互联网医疗、医疗信息化、医疗流通、科技、保险、医生集团等类企业。

新拐点，国家队进场

对抗疫情，医疗行业首当其冲，对互联网医院的最重要影响是以三甲医院为代表的国家队公立医院的集体入场。

互联网医院一直是企业普遍拥抱的事物，因此才有了近年来丁香园、阿里健康、好大夫在线、平安好医生、微医等机构的持续发展，并在疫情之年迎来了这些品牌的高光时刻——大量新增用户、央视等权威媒体的正面报道、资本行业性大面积融资。12月，京东健康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上市首日市值即突破3300亿港元，超越了老对手阿里健康，成为国内互联网医疗平台第一股，其旗下京东互联网医院近10家，奏出了民营医院发力互联网医疗的最强音。